朱元璋与道教的故事

明朝第一代开国皇帝朱元璋（1368—1398在位），对于如何利用道、儒、释三教为其统治服务，有着极为深刻认识，在夺取政权之后，即制定了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，并撰有《三教论》、《释道论》等著作，阐发其对三教的主张。他在《三教论》中说：“三教之立，虽持身荣俭之不同，其所济给之理一，然于斯世之愚人，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。”也就是说，在朱元璋看来，三教对于民众都可起教化作用，于国家统治，尤其是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是必不可少的。

然而，朱元璋首重儒教，他说：“仲尼之道，祖尧舜，率三王，删诗制典，万世永赖”，“凡有国家不可无”。对于道、佛二教，他说：“昔梁武好佛，遇神僧宝公者，其武帝终不遇佛证果。汉武帝、魏武帝、唐明皇皆好神仙，足世而不暇举。以斯之所求，以斯之所不验，则仙佛无矣。”表明朱元璋是根本不信仙佛的。但是，这并不表明他认为二教就可以弃绝，他说：“其佛仙之幽灵，暗助王纲，益世无穷。”“若绝弃之而杳然，则世无鬼神，人无畏天，王纲力用焉？”

朱元璋最看重的是佛、道二教对民众的教化作用，说：“僧言地狱镬汤，道言洞里乾坤、壶中日月，皆非实象。此二说俱空，岂足信乎？”“然此佛虽空，道虽玄”，却可“感动化外蛮夷及中国假处山薮之愚民”，使其“未知国法，先知虑生死之罪，以至于善者多，而恶者少”。总之，朱元璋的这些论述三教的著作，既表明了他利用和扶植宗教的指导思想，也为整个明代三教并用政策奠定了基础，他的以儒学为主，道、佛为辅的宗教政策，对其后的继任者们具有重大的影响，且为其继任者们一直奉行。

就朱元璋对道教的态度看从一，开始就没有忽视过。他利用道教为其服务，大造他是所谓的真命天子的舆论，说他家祖坟是经过道士选择的风水宝地，“有天子气”。又宣称其母孕妊他时，吃了道士所给的药丸，故他降生时有“红光满室”之异兆。当他幼年时，曾有道士入家告知其父“八十三当大贵”，果然得到应验。在他贫病无依之时，曾有穿紫衣的神人为之护理，“至正四年（1344）甲申，里中大饥疫，……太祖时年十七，无所依，乃入皇觉寺为僧。逾月，游食合肥，道病，辄见二紫衣人与俱护视之，病已，遂不见”。种种神佑之说相当多，以此表明他“承天命”而行事。他起兵之后，在征战过程中，也是经常得到道士周颠仙和铁冠道人张中等的指点和帮助。

朱元璋于洪武（1368—1398）间，还亲撰《御制周颠仙人传》以记其事。《传》曰：“周颠仙，举止异常人，能火烧无损，入水不濡，与人谈未来事，多验。朕兵至洪都时来归，出战友谅时，尝询其前途吉凶，谈多中。后廿余年，朕病，颠仙自深山遣人进丹药，服之即愈。”后来还为其建观立碑。对铁冠道人张中的利用，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五载曰：“铁冠道人张中，通皇极数，谈祸福如验。其破友谅，策算尤神，他占验亦称是。”说明道士们对其夺取政权确有很大帮助。朱元璋亦常宣称自己梦游天宫，见到了“道家三清”，并有紫衣道士授以真人服和剑，从而把自己打扮成“奉天承运”的“真命天子”。后来，又撰写《御制梦纪》大加宣扬。朱元璋之所以要利用道教来为其登极作舆论工具，只不过是表明了道教这一中国传统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广泛影响，能够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。

在元代中后期时，由于正一道在民间的影响相当大，特别是在江南一带颇有势力，故朱元璋早在他做吴王之时的龙凤六年（1360），便积极争取正一道首领的支持，命有司访求，并出榜招聘正一教主张正常。张正常遂“遣使者上笺，陈‘天运有归’之符”，而朱元璋立即“以手书赐答”。到朱元璋即大明皇帝之位的洪武元年（1368），张正常入贺，受到厚待。除赐宴于便殿之外，还立即制书授予“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、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”之号，俾领道教事，给银印，视二品；设其僚佐曰赞教、掌书；赐白金十二镒，以新其宅第。自此以后，几乎每年都有召见和赐赠。

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还特敕吏部改赠其父张嗣成为“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”，改封其母为“恭顺慈惠淑静玄君”。洪武五年（1372），敕令永掌天下道教事。以后，直至明第51代天师张显庸，张陵后嗣代代皆袭封“大真人”和掌天下道教事。这样一来，道教整个教权全部都掌握在天师及正一道手中。洪武十年（1377）夏，张正常率领弟子汪弘仁等入朝觐见，朱元璋赐宴于午门之城楼上，敕内侍出其亲撰的《历代天师赞》示之，并说：“他日当书以赐卿。”及张正常逝世，朱元璋还亲制文一通，遣使吊祭。又命其子张宇初袭掌教法，于洪武十三年（1380）二月，授以“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”号，领道教事，恩宠如故。

朱元璋除对正一道首领优礼有加外，同时也礼遇和起用大量的正一道中的有道之士，如宋宗真、邓仲修、张友霖、黄仲理、王默渊、刘渊然、傅若霖等。他们有的多次随张正常入朝觐见，被委以道门重任，为皇朝建醮祈福。如洪武七年（1374），明太祖朱元璋以灵宝斋仪失于文繁，诏宋宗真、邓仲修、傅同虚等人重新修纂，并“设筵以宴享之”。太祖在优宠礼遇正一道的同时，也亲自为《道德经》作注，以示推崇。

朱元璋在优礼道教的同时，又鉴于元末道教发展过滥、道士腐化堕落等现象，采取了相当有力的措施进行整治和管理。他认为道士们“皆不循本俗，汙教败行，为害甚大”，甚至还有僧、道利用民间各种秘密宗教组织进行起义的情况。于是，他吸取以往统治经验，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，在尊崇道教的同时，也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道教的机构和制度。先是于洪武元年（1368）正月，“立玄教院，以道士经善悦为真人，领道教事”。洪武四年（1371）十二月，革去玄教院。至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四月，始于京师改置道录司，作为管理道教的最高机构，隶属礼部。

道录司设正一、演法、至灵、玄义等官职，分左右设置，一职一人，即：左、右正一各一人，正六品；左、右演法各一人，从六品；左、右至灵各一人，正八品；左、右玄义各一人，从八品。在地方，府设道纪司，置都纪一人，从九品；副都纪一人，未入流。州设道正司，置道正一人。县设道会司，置道会一人。全未入流。府、州、县的道教事，均由道录司统辖。此外，还在龙虎山设正一真人一名，正二品；法官、赞教、掌书各二名，以佐其事。三茅山、阁皂山各设灵官一名，正八品。武当山设提点一名。分掌各山道教事。这些道教管理机构的道官，俱应“举有戒行，通精典”的道士担任。他们的职责有：编制道士的户籍，任命道观的住持，发放度牒，管理道士们的日常生活等等。

朱元璋认为“释老二教，近代崇尚太过，徒众日盛”，因此，在设置道教管理机构的同时，又制定了对道教宫观和道士进行管理的各种政策性规定，以限制其发展。如为了限制僧、道人数的过分增长，洪武六年（1373）十二月，令民家女子年纪不过40以上者，不得出家为尼姑、女道士。洪武二十年（1387）八月，诏男子年20以上者，不许出家为僧、道。

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）正月，禁收民家儿童14岁以下者为僧、道。而且，还禁止军人、工匠及犯罪黥刺者为僧、道。除这些禁令外，还定下了由国家颁发给出家人的身份凭证（即度牒）制度。度牒即载明持有者的年龄、姓名、字行，以及成为僧、道的时间、剃度师，所授度牒的时间、编号等的证书。僧、道持有度牒，表明获得了国家的承认，才算正式出家的僧人或道士，是合法的，可以享受国家为僧、道制定的诸如免除徭役、税赋等特权。这个制度早在唐代就开始了，历经宋、元，是国家控制僧、道发展的重要行政手段之一。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前代经验，再三强调必须严格控制度牒的发放，提出了获得度牒的条件。

洪武五年（1372）十二月，开始向全国僧、道发放度牒，“时天下僧尼道士女冠，凡五万七千二百余人，皆给度牒，以防伪滥”。洪武六年（1373）十二月，诏归并寺观时即强调：“若请给度牒，必考试，精通经典者方许。”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）正月，诏令僧道行童道童随师习经三年后，“赴京考试，通经典者，始给度牒；不通者，杖为民”。对举行获取度牒的考试也是有严格规定的，即每三年举行一次。

在宫观的管理上，不仅严格控制宫观数量，而且严禁私建寺观。洪武六年（1373）十二月，明太祖以释、老二教近代崇尚太过，徒众日盛，安坐而食，于国家经济有害为由，诏令：“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，并其徒而处之，择有戒行者领其事。”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六月，重申：“自今天下僧道，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，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，并而居之。毋杂处于外，与民相混。违者治以重罪。”七月，诏天下僧、道，有创立庵堂寺非旧额者，尽数毁之。

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）正月，又“命礼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观，凡归并大寺，设砧基道人一人，以主差税。每大观道士编成班次，每班一年高者率之，余僧道俱不许奔走于外，及交构有司”。又令：“僧道有妻妾者，诸人许捶逐，相容隐者罪之，愿还俗者听。”“有称白莲、灵宝、火居，及僧道不务祖风，妄为论议祖令者，皆治重罪。”不仅如此，对于道士的服装颜色也做了严格的规定。

史载：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，“道士，常服青法服，朝衣皆赤，道官亦如之。惟道录司官，法服、朝服，绿文饰金。凡在京道官，红道衣、金襕、木简。在外道官，红道衣，木简，不用金襕。道士，青道服，木简”。朱元璋的这些规定、诏令的重要目的是在于限制僧、道的发展，便于集中管理，防止社会上图谋不轨的邪教之徒混迹其间。

为达到此目的，其最为重要的制度是于洪武（1368—1398）间，令僧、道录司实施的“周知册”制度。所谓“周知册”，从道教方面说，就是由道录司将在京和各府州县宫观的道士造成名册，名册内容有姓名、字行、籍贯、父兄名号，以及入道年月和度牒字号等等，将此册颁行天下宫观，“凡游方行脚至者，以册验之。其不同者，许获送有司，械至京治重罪。容隐者，罪如之”。对于明太祖朱元璋并寺观和制“周知册”的用意，嘉靖时詹事霍韬在一次上疏中说：“洪武中，给僧道度牒，令僧道录司造周知册，颁行天下寺观，凡遇僧道，即与对册，如有不同，即为伪冒。又令各府州县寺观，但存宽大一所，并居其众，毋容散处，盖作奸倡乱自易觉察也。宜遵行之。”可谓一语中的。

总之，明太祖朱元璋对道教的这些管理措施，是在总结历代王朝的统治经验和管理道教的政策基础上，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的，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完备，成为有明一代君主共同遵守的制度。虽然有些措施到后来几乎成了一纸空文，但在一定时期内对于管理道教和维护明王朝的统治，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。也可以看出，朱元璋对于道教的尊宠，出自信仰的成分是少而又少的，主要还是在于政治的需要，很多措施实际上蕴藏着防范当时秘密结社，阴谋颠覆明朝政府的明教、白莲教等的目的。